与朋友到一小店用餐，店主说：“我们这里有红薯丝饭，可好吃啦。”朋友听后显得很兴奋，拿着碗就去了厨房，一会儿端着一碗饭过来。米饭中夹杂着金黄的红薯丝，色彩分明，有些诱人，一种熟悉又陌生的味道扑面而来。那是一种人间烟火的气息，我吸了几下鼻子，竟有些昏眩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以红薯充饥的年代……

　　我的老家在湘东山区一个小山村，人多地少，那些水田缠在山坡、隐在山冲、顶在山岗，高寒贫瘠，粮食产量低，每亩的产量最高也只有四、五百多斤。父母年头忙到年尾，生产队腊月底决算，只能够分到几担稻谷回家，一年有两个多月“青黄不接”。红薯、白菜、萝卜就成了度饥荒的食物。因为红薯产量多，自然充当了主角。

　　每年出了正月初十，就要育红薯苗了。红薯秧长到3月份，差不多有1米多长，冬季的蔬菜谢了，刚好可以种红薯。

　　房前屋后的好地要留着种辣椒、白菜、大蒜等蔬菜，红薯只能种到坡地或远一点的山地。红薯生命力顽强，不择生地熟地，也不管贫瘠肥沃，只要有一点点土，它就扎下根须，默默地接受阳光雨露，吸取大地的营养，奉献出自己的果实。红薯的管理很简单，大约7月份左右翻一次藤。红薯长到那时有拳头大小，土里的红薯将地垄拱出一条条坼，绿油油的红薯藤将土覆盖得严严实实，充满了生命的色彩。薯藤是一节节的，节上会长出一些根须，翻藤就是不让根须上结小红薯，那样会影响红薯的产量。将红薯藤上的须扯断，翻到另一边，松松土，整整垄，再施点肥，就算完事了。10月后红薯停止生长，霜降前将红薯挖出来。

　　我家种的红薯最多，差不多占了大半间杂屋。父亲说：“有了这些红薯，明年春荒就不怕了。”父亲说这话的时候，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。

　　在我的记忆里，红薯一直伴随我的成长。没有零食的童年，肚子里的馋虫一闹腾，红薯就派上了用途。五六岁的年纪，捧着一个大红薯，不知从哪里下口，但并不影响我将红薯啃完，我会沿着红薯一端边转边咬，红薯上留下一条条牙齿的印痕，红薯越转越细，馋虫安静了。嚼红薯的声音很有破碎感，“嘎嘣嘎嘣”响。稍大一点，上山砍柴或者到野外摘猪菜，身上也不忘带着一个红薯。我们吃红薯很少用水洗的，在衣上蹭几下，要不扯一把野草擦擦，也可以用牙齿刨去粗皮。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。

　　红薯的种类有很多，大部分都是红皮白肉或白皮白肉，黄肉和红肉就是红薯里的贵族了，味道甜，肉质细，粉嘟嘟的，最适合煨着吃，特香！只是个头小，产量低，我们家是不刻意去种的，但一年也能挖出几窝。

　　红薯从地里挖回来，家里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，锅里不再是纯白米饭了，米饭上趴着几个胖乎乎的红薯，褐红色的皮像姐姐用旧了的手绢，裂开的地方露出琥珀色的肉，看起来诱人。我第一次用红薯当饭时，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好，甚至还有些新鲜。然而没几天，我就受不了了。揭开锅盖，看到米饭上的红薯，就像一只只老鼠，粗笨丑陋，味道不香了，甚至有些难闻。我是家里的“满崽”，吃饭时，眼泪巴巴的，蹲在地上不起来。父亲叹了口气说：“好好读书，将来出息了就不要吃红薯。”母亲变换着红薯的吃法：蒸红薯、煮红薯、煨红薯、方块的、切片的。用她的话说：“就是‘龙肉’吃久了也会腻。”

　　红薯丝是吃得最多的。

　　红薯挖回家后，我们晚上就多了一件事──刨薯丝。吃过晚饭，父亲洗好一担红薯，在两条长凳上架上薯丝刨。薯丝刨是在一块近2米多长的木板上挖一个方形孔，装上刨刀，那是一块有两排凸起细孔的钢片，一个长方体的刨舱可以沿着固定的边条运动。红薯装在里面，上头再压一个刨柄，父亲和哥哥两个人推来推去，红薯丝就“刷刷”地落进下面的箩筐。红薯刨完还得在大木桶里洗一次，洗干净红薯汁，那样才容易晒干。木桶下面会沉淀一层很厚的薯粉，是做粉丝、粉皮的原料。洗好的薯丝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拿到外面去晒。遇上天气不好，父亲的脸色比天更阴。如果两天不开晴，薯丝只能喂猪了，那样的损失会让父母叹息几天。

　　晒干的薯丝用麻袋和敞口的坛子装好，搁到干燥的地方，一直要吃到第二年新粮开镰。

　　初吃薯丝饭时还算好，薯丝蒸熟后横七竖八混在米饭里，比米饭有嚼头，润滑柔软，于米饭中析出一丝淡甜。起初，我家的餐桌上除了薯丝，还有大碗的萝卜，间或还有从田里摘回来的野油茶。为了少吃一点薯丝，我在饭甑里刮来刮去，还能扒到一碗没多少薯丝的饭。过了二三月，蔬菜全部收了，菜土像没有来得及打扫的战场，凌乱落寞；田里也翻了坯，新的一茬还未上演。桌上充饥的东西就剩下薯丝了。打开饭甑盖，灰黑灰黑的薯丝将少量的米饭裹挟其中，像大水过后洄水湾里堆积的枯枝败叶，又像是雪地上撒了一些稻草，显得又脏又乱，浓烈的红薯味让我倒胃口。我在饭甑边磨磨蹭蹭、挑挑拣拣，嘴巴撅得老高。父亲看到我这个样子，很是生气：“你就知足吧，我们家还有薯丝饭吃，别人家早就揭不开锅了，不吃你就饿着！”

　　我也曾赌气不吃，可过不了大半天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两眼直冒金花。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肯定熬不住。趁父亲上工去了，我就偷偷地吃两碗，这时候的薯丝饭没有那么难吃了。饥啊！大部分的时候，母亲将甑里少有的白米饭用调羹盘出来，舀到我的碗里，我吃的薯丝饭是最少的。

　　红薯，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　　红薯，一种镌满时代记忆的粗粮，一种陪我走过饥荒的植物。30多年过去，我从来没有吃过红薯，也没有吃过薯丝饭，我在疏远它、冷落它、拒绝它。今天，在这个温馨的小店，红薯又与我相逢，就像见到一位曾对我有救命之恩的人，自己却假装不认识，我感到自己有些渺小。

　　我怀着感恩的心走向厨房，走向红薯。

　　（洪佑良）

　　《中国食品报》(2022年10月28日06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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